当时一方面拼命想上大学，另一方面非常幼稚，都不知道找懂行的人去咨询一下。想上大学，不想当工人，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。记得当时很兴奋，一门心思想上大学，读什么无所谓。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，我在中学时，自我感觉化学很好，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。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，也没想明白。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，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。匆匆上阵，第一年虽然参加了复试，结果还是
每座城市都是有色彩的。譬如大同，现在人们都说这座塞上古城是蓝色的，并亲切誉之为“大同蓝”。不用说，大同的天是特别蓝的。穹庐在上，白云悠悠，那种蓝啊，不淡、不浮，不浓、不滞，有当年母亲浆洗衣被后的亲切和清醇，有街头美女飘飘裙幅的隽逸和洒脱，也有古都出土“元青花”的绝美和华贵。看见这叫人心醉的蓝，只想躺在野花摇曳、
有些图画是我永远忘不了的，其中只有一张是名画，高更的《永远不再》。一个夏威夷女人裸体躺在沙发上，静静听着门外的一男一女一路说着话走过去。门外的玫瑰红的夕照里的春天，雾一般地往上喷，有升华的感觉，而对于这健壮的，至多不过三十来岁的女人，一切都完了。女人的脸大而粗俗，单眼皮，她一手托腮，把眼睛推上去，成了吊梢眼，也有一种横泼的风情，在上海的小家妇女中时常可以看到
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，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。这似乎不能作为一个问题。这样提出来，是因为它出了问题。我们或者已经发现，今天的一些人，甚至是“作家”也未必相信文学。文学这玩意儿作为谋生的手段尚可，但要真的相信它，在心里保持它的尊严和地位，他们是不干的。对于许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，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爱过文学。能够像古典作家那样相信文
从童年到青年，我在河南农村老家生活了十九年。在我离开老家之前，我们家照明一直使用煤油灯。这种灯是用废旧墨水玻璃瓶制成的，瓶口盖着一个圆的薄铁片，铁片中间嵌着一根细铁管，铁管里续进草纸或棉线做成的灯捻子，煤油通过灯捻子沁上去，灯就可以点燃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们家的灯头总是很小，恐怕比一粒黄豆大不了多少。“黄豆”在灯口上方玩杂技般地顶着，
已经记不清楚跟酒结缘是什么时候了。我疑心那些声称从小就沾上酒的朋友们，家境多半是比较好的。酒是粮食的精华，粮食如果是基础，那酒就是上层建筑了。我们总要先满足自然需要，也就是解决吃饱的问题，才能考虑精神享受的事。从道理上说来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该有点酒缘。我母亲是一家酱酒商店的经理，我原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小时候偶尔到她店里去玩，会看到有些闲汉围坐在柜台外的八仙
很难用另外的物品去形容，也很难用另外的颜色去比拟。比如，用蚕豆喻其形，用重枣或赭石言其色，都不够准确，不够直接，更不够传神。因为，咖啡不是茶，不是清水，不是果汁，更不是啤酒或烈酒。咖啡就是咖啡——咖啡的味道，咖啡的颗粒，咖啡的颜色。不论食物，还是饮品，颜色始终是重要元素，有时甚至喧宾夺主，首当其冲。比如，约定俗成的品鉴序列&mdash
我深信，所有绿色和收获之间，都凝固着一种奇妙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，大半来自农人们在烈日炎炎的夏日里种下的汗滴。我的童年成长在一片山水相连的乡村黄土地里，那时所有农人生存的希望大多寄托于两样东西：一是春天的种子，二是夏天庄稼的长势。而相比之下，庄稼的长势最为要紧，因为那是最为接近秋实的生命之旅。太阳如烈焰般炙烤的夏日，虽作为孩子，但我必须跟随父母扛着锄头从早到晚
我妈曾经在镇上卖过酱油。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她不识字，但想跟着学文化。酱油铺的旁边是个书店，她到书店找书。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看，一个是毛泽东，一个是鲁迅。她伸手一抓，抓起来的就是鲁迅的作品，所以，我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学文化的起点还是蛮高的。她说：“嗨，如果鲁迅算是写得好的，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，因为我读过他的书。&
文人虚浮的笔下，时常带有浪漫主义的幼稚，以想像替代现实，以幻影覆盖生活，因此其对事物的描述，很容易失之于夸张，并非那么可信。其中，最有蛊惑*和煽动*的，莫过于“男耕女织”这一词组给予人的暗示和误导。男人耕地，女人织布，这等自耕农式的自食其力的劳动场景，被那些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”的闲适文人，渲染成一幅无比曼妙的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