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岁的囡囡聪明伶俐，活泼好动，惹人喜爱。这天，她跟着妈妈来到姑姑的小区玩，憋在房子里没多久，就待不住了，不停地缠着大人陪她到楼下的健身器材处玩一会儿。刚吃完午饭，大人们都犯着困，一边打着哈哈说疫情检查那么严，小区的大门她应该出不去吧？一边千叮万嘱她只允许在健身器材处玩，不许乱跑，不许进其它单元楼，特别强调半个小时后，大人们还要上班，必须早点回来。囡囡满口应承

阿芳，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，毕业后和丈夫成了北漂。丈夫月挣一万多，可身在帝都，这点钱哪够花？去掉小两口的市中心房租七千多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阿芳知道自己必须要尽快找到工作。帝都这地方四五百一天的建筑工人、月薪上万的保姆紧缺，博士、海归、硕士却是满大街。阿芳早出晚归找了一个多月，本想找个坐办公室的文职工作，目标月薪八千即可，竟没有一家企业愿意给她机会。她着急上火，

冬生83岁的老娘死了。死得突然，没来得及送医院，死在了15楼的家里。冬生出于尊重，把这不幸的消息告知了楼上下多年的邻居，准备乘电梯把娘的遗体运下楼，送去殡仪馆。冬生是独生子，儿子又在部队服役，遇到办事，里里外外靠他一人忙活。他去买丧葬用品回来，家门外已聚集了十几人，有男有女，把家门和电梯口围堵得严严实实。冬生心里暗忖：邻居们真厚道，不用打招呼，都主动来帮忙，

我病了。这回我是真的病了。我不想待在家了，尽管我住的房子在城市最中心、最繁华的地段，还是复式的，漂亮、宽敞，可我一天到晚只想着往外跑。跑出去干啥？偷偷告诉你——找泥巴。“找泥巴？这不是有病吗？”对吧，你也这样认为。儿子担心我，特别交代了小区每个出口的保安们，还把我的相片也贴在了保安室，说只要是我单独出去，都不放

老刘小心翼翼地从一摞书里翻出裹着几层塑料的包，呸，手指蘸点唾沫，一千，呸，再蘸点唾沫，五千，一万……仔细地数了几遍，唉声叹气后又把存单包好。妻子问：“够首付吗？”老刘愣了半天，撂一句：“够吃不够穿的。”出了屋，老刘坐在酸枣树下抽着闷烟，把一摞房地产的意向合同翻来覆去地看个遍，目光呆滞

我乍到卫生局，是非卫生专业，被分在党建科。党建科董科长卫校毕业，后来提干转身份，四十多岁了，才熬到科长。他把我看作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常找我麻烦。一个小讲话稿，让我反复修改，我改了30遍，还是不能过关。董科长跑到局长那里告状，说我不行，要将我退回。我恐惧极了，向朋友借钱，过元旦给他送了两条中华烟和两瓶茅台，他的脸色才好看了点，虽然不再说退回，但还是不断贬低打压我

杨柳青是顺河街西头一家木刻版画社的名字，一间不大的店铺与后面的小院相通，前面营业，后面住人。这也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商铺格局。店铺里摆放着一个宽大的木案，几乎占了整个店铺的一半，上面堆放着雕刻、印刷用的工具，看似有些杂乱无章，实际上充分利用了空间，为的就是工作起来便于拿放。店铺的四面墙上都挂着画社自己印刷的画，都是木板雕刻套色印刷的门神、钟馗、灶王爷、观音、佛像

我是县长的扶贫户，一家六口人还住在三间半土砖危房里，八旬的母亲中风，瘫痪在床，父亲患有气喘病，俩孩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，妻子双目失明，全靠我种几亩薄田，农闲时编织一些竹制品补贴家用。年初，我家又被村镇干部纳入低保户。我家住在南山乡最偏远的罗仙寨半山谷，一条羊肠小道牵着山外的世界。赵县长一行把车停在山下，沿着弯弯的山路，人人喘着粗气才走进我居住的半山腰谷，驻

强子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墓碑前。半年前，强子母亲因为踩到小区内一个香蕉皮，一滑而摔倒，后脑勺着地，经医院抢救无效当场死亡。今天是强子40岁生日，强子找不到一个朋友来陪他过生日，他想起了母亲。他知道如果母亲还在的话，他这个生日一定会很热闹。想到这，强子不由得哭诉起来：“妈啊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！”上幼儿园那会，班上有一男孩仗着他人高马大的，

广场上，三支跳舞队伍还在。李宝成眼睛盯着他们，脑子却在想事情。远处的那支队伍稀稀拉拉的，人比昨天少了一半，也就五六个人。跳舞的大姐，最年轻的起码也应该退休十年了。上世纪50年代的老歌，缓慢的舞姿，手里全都拿着折扇。不对，还有一位手里竟然拿着一把蒲扇。这是什么造型？要去火焰山？中间的是街舞，能玩街舞的岁数都不大，李宝成是跳不动街舞了。年轻时，他也会走几步&l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