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2015年6月12日，我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卡车撞了人，那个人似乎不行了。事故突然降临，所有人都傻了。两个月前，妈妈突发脑出血住进ICU，差点儿离开人世。当时，她正在恢复期，我们全家竭力向她隐瞒这件事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在第一时间做了3件事：一、询问律师朋友，他告诉我，这类事故通常会根据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赔款；二、询问车管所的朋友，
在这个疫情蔓延至全国所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春节假期，在这个确诊人数已经超过非典的春节假期，在这个超长的、闷守在家里的春节假期，每个人都经历了慌乱、紧张、惶恐、惊疑，甚至沮丧的心路历程。而一位84岁老人的几次露面，却如同定海神针，给慌乱中的人们以镇定和希望。他就是钟南山。他集医生、院士、知识分子、技术官员、敢言者、全国人大代表、非典功臣等诸多身份于一体。17
1984年夏季的一天，在德国柏林一家餐馆里，一位教授与几个博士毕业生举行一场告别宴会。宴会的气氛相当不错，博士毕业生们轮番向导师敬酒。教授很高兴，面对即将离别的学生们，他打开了话匣子。“大家想不想听我讲个有趣的故事？”教授笑眯眯地问。“当然想听。我们当它是您讲的最后一课。”“那好，我开始讲了。&rd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影像科大夫张笑春一度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作为临床大夫，大概是她最早公开提出：“别再迷信核酸检测，强烈推荐CT影像作为诊断新冠肺炎的主要依据……”在她提出这个观点的两天后，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（试行第五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诊疗方案第五版”）进行了调整，要求在湖
我读到高二时，不想再读下去，自作主张退了学，一心要成为一个写作者。难得的是我爸也支持，只是他觉得即便当作家，也需要进一步学习，于是到处帮我打听哪里有作家班可以读。那年11月中旬，我们听闻复旦大学有个作家班。此时学期已经过了大半，仍要交整个学期的学费和住宿费，连中间人都觉得不划算。但我爸认为，孩子的成长期不可蹉跎，他第二天就带我启程，汽车、火车，坐了一天一夜，
一、外婆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哥哥。出发前，她掰着手指数：“1、2……”我说：“两年没见了？”外婆说：“20年。”这个数字，外婆说得很淡然。外婆出门没有我这么潇洒。我无论去哪里，大包一背就走了。宁波距上海也就200多公里，外婆却准备了3天，把那只古老且充满年代感的黑
那一次是去火车站接父亲。接站的人最怕晚点，偏偏让我碰上了，而且不知要晚多长时间。广播里一播出这个讯息，我心里就陡然冒出一些烦躁，还有摆脱不掉的焦灼，火车总不会平白无故地晚点吧。那个年代我们还没用上手机，只能干着急。我在拥挤混乱的候车室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中走到贵宾室的门口。门虚掩着，里面是诱人的安宁和清爽。“我能不能进去”的念头
我从小好静不好动，也不善于交际。这一点像母亲，她非常喜静，可以一整天不出门，一整天没有一点声音。父亲是喜欢交往的，时常带着我去亲戚、朋友、同事那里走动，还经常主办朋友间的聚餐。聚餐一般在我家，由父亲掌勺，他有一手好厨艺。因为是凑份子，母亲和孩子都不能上桌，所以我不喜欢父亲办聚餐的日子。小时候去做客，大人们常常夸我乖。我真是够乖的。我的乖一开始可能源于怕羞，因
我从来不敢说结局可以控制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真的控制。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残酷的失败，是没有认识到：除了安全和长寿，他们还有其他优先考虑事项；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；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*这一方式，我们有机会重塑养老机构、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。毕竟，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好死，而是好好地活到终了。有一天，我接到我女儿亨特的钢琴老师
2020年1月31日，杭州红十字会公布了该组织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获捐物资明细。在这份杭州市民捐赠的物资清单里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：林生斌。他捐了5000个口罩，价值9万元。看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，我愣了几秒，心中有点酸。时间过去了两年半，那场震惊世界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依然令人不能忘怀。2017年6月22日，杭州一个高档小区里，林生斌家的保姆莫焕晶用打火机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