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家辉 更好，是在行动中收获多一点点快乐

这几年，马家辉越来越懂得，「人生说到底，生命无非体验」。在「想」和「做」之间，有个重要的东西叫过程。结果好不好，是后见之明，往回看才看得清楚。但身处过程里，去做，去行动，总有机会体验到一些更好的瞬间、更美妙的风景。

掉头

2025年，马家辉的生活经历了一个转折。准确的说叫「return」，转回来。

他重新坐在书桌前，继续长篇小说的写作。他正在写的是「香港三部曲」的第三部《双天至尊》。这个写作计划是第一部《龙头凤尾》出版后，他给自己定下的。

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计划。马家辉动笔写小说在年纪上算晚的，直到五十岁那年才作出决定。这之前，尽管一直有写长篇的欲望，想把香港湾仔遇到的人，男男女女之间的关系和命运写出来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强烈的意志力。这年在作家张大春和杨照等的鼓励下，「（才）准备好朝湖里跳下去的决心」。

第一部写的是日占时期香港发生的故事，创作花了三年，马家辉写了24万字。这个过程很痛苦，虽然坚持写了多年专栏，可他没有写文学长篇的经验，写到第十七稿11万字，马家辉还在推翻重写。中间妻子张家瑜生了一场大病，他又要停下照顾。写到17万字，u盘坏了，失去所有书稿从头来过。

过程曲折，但意外地，结果不错。「一不小心写了一个宇宙经典小说」，马家辉说。出版后，《龙头凤尾》获得了18个图书奖，让他赚到了生平最大一笔版税。

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。他夸下海口，要像很多名作家一样，创作出自己的三部曲。四年后，第二部《鸳鸯六七四》顺利出版，「又不小心，又是经典」。他没有理由停笔。到了第三部，如今已经过去五年，故事还迟迟没有写完。

2024年一整年，马家辉的生活被各种活动填满，参加综艺，整理出版随笔集《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》，还有许多琐碎的工作。用他的话说，「不务正业，贪慕虚荣」。以至于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新的故事。

到了今年，他已经62岁。写作，尤其长篇是个体力活，「要长期跟（故事）里面的人搏斗」，这需要体力来支撑。年龄带来一种急迫感，「再不写写不了了」。过完年，他就决定「抓紧机会，洗心革面」，追回小说的进度。

2月底，在深圳特仑苏的拍摄现场，《人物》见到了马家辉。此时北方的温度还残留着冬天的迹象，深圳的风已早早弥漫着春天的气息。刚刚结束忙碌的春节，和春节后短暂的休息，直到现在，马家辉说，他身体和精神上面的元气才修养过来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他都会做一些新的计划。正如24节气中的惊蛰，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虫蛇，在被春雷惊醒后开始向外爬动，进行新的探索。他习惯把惊蛰作为一个行动的时间坐标。

他生活的香港，四季虽然不如北方分明，惊蛰作为由冬入春的交接时刻也显得没有那么隆重。但在马家辉的印象里，这一时间家人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梨汤。除了清甜润肺，也有一层象征意义在于，在这样的转折时刻，「我们不要掉以轻心」。应该去安排计划，「谨慎小心，大胆进取」。

年后，不管晚上几点睡，马家辉总在早上8点15分起床，把一天中头脑最清醒的时间留给写作。打开电脑的同时，他会放着音乐「地水南音」，让自己沉浸在小说中旧时代香港的氛围里。不管谁找都关起房门不管，「除非我太太破门而入」，不然就专心写到中午。

他形容自己像个勤劳的工人，过去，一天写500字，而现在为了追赶进度，一天要写1500字。但真的写起来，身体的反应不是疲劳，反而是兴奋。重新按下键盘，小说中之前定格的人物瞬间活了过来，重新说话，「哭的人继续哭，笑的人继续笑」。这给他带来很大的刺激，是很高兴的事。「肉身一旦行动起来，情绪也会跟着调动起来。」

惊蛰时刻

启动长篇小说的写作、成为作家之前，马家辉的人生中有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「惊蛰时刻」。是这两个时刻，把他一点点带到了这里。

首先是1997年，马家辉刚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，原本计划到台北的大学教书。但同一时间，香港《明报》也发来工作邀约，希望他能去担任副总编辑。这是个令他十分意外的机会，「香港没有过没在报社工作过一天，就要担任副总编辑的人吧」？他这样描述当时最让他困惑的地方。

马家辉这年34岁，之前一直在念书，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，就到美国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。和报社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在一家畅销的报纸上写过专栏。再远一点，他父亲曾经在报社担任过记者、编辑、总编。但这些都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经验，上来就能负责一个几十个版面的副刊。他还要带9个记者、6个编辑。

但他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机会。他没有想那么多，要冒多大的风险？只是凭着感觉先做了再说。

惊蛰在大自然的维度上，描述的是惊雷之后，昆虫不再蛰伏，而是破土而出，展开行动。放在人生的坐标里，马家辉理解，那也意味着处在云雾当中时，人生的复杂很容易让人忽视当下行动的意义。

回头看，虽然当时疲于应对办公室政治，整日忙得也没有精力读书。可最终，他在报界、媒体界闯下了一个不小的局面。他也正式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，写时评，也邀请名家写连载的文章。

他写评论，也写游记、散文。他引用英国作家尼尔·盖曼的一句话描述自己写专栏时的心情，「我没有职业，我只是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。」就这样，从香港到内地，报纸到杂志，都留下了马家辉的笔墨和名字。

专栏每天一千多字。副总编辑的工作虽然只干了不到两年，但这一千多字的习惯，马家辉却从1997年持续到了今天。哪怕追赶小说进度的今年，他上午写小说，每天下午也还是会抽出一点时间把专栏写了。因为「舍不得停掉」。

在接下副总编辑邀请的那个当下，马家辉不知道，自己能找到并始终维持着对写作的热情。只有回头看，才明白「惊蛰时刻」在人生坐标中，自有它的重量。它提供着一个契机，「重新去想我要做什么样的人」，然后「慢慢摸索，慢慢犯错，也慢慢调整」。

另一个惊蛰时刻，发生在他真正动笔写长篇小说之前。在这之前，他原本有非常多事情在做。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，在报纸杂志上写专栏，在电视台做谈话节目。和窦文涛等一起录制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后转换阵地去网络平台，在《圆桌派》、《我在岛屿读书》、《闪耀吧大运河》等节目里继续聊天、评论、分享各自的生活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

他也出席各种文化活动，做主持，到电影里客串，「蹉跎岁月」，「得到一些虚荣的掌声」。直到体能、精力的变化让他觉得再不动笔就晚了，才正视自己的创作欲望。

动笔之前，他不清楚自己会得到什么。但要付出什么却是显而易见的。难免要面对工作上大大小小的烦恼，还有身体和精神的不适。但他还是扛住诱惑，屏蔽一切，躲进书房。

拨开人生云雾的方式，或许只有行动。动笔之后，马家辉才有机会获得意料之外的反馈。在这之前，大家评价他是一个评论人、专栏作家，「大不了散文家，还会写一个小说」。但《龙头凤尾》出版后，他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。

拉开时间的长轴，是一个个这样的惊蛰时刻，汇集成了如今开阔的生活河流。这一点点牵引着他成为作家，把人跟人之间复杂的感情，背叛、忠诚、伤害，和时代暧昧的关系都最终写进了小说里。

do something

面对一个作家，不免总有这样的提问，「卡住的时候怎么办？」听到这个问题，马家辉笑了。「那很简单」，「作家是用手指头思考的」。

相比于不知道写什么，马家辉更容易卡在想法太多。故事里的人物要做什么，他总有五六个选择。选不出来，就不管了，「闭上眼睛选一个写」，写着写着，很多时候故事的走向就自然清晰。

行动，总会带动想法。他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，遇到问题，要「do something」。

马家辉有个外号，从小妈妈就喜欢叫他「衰仔」，因为他总是遇到一些倒霉的事。但也是妈妈教会他，do something，让自己不要沉溺在痛苦和倒霉的「衰」里。

这种精神深埋在他的心里。行动是解决卡住最好的方式。不只是写作，马家辉也这样面对生活。

2014年，他的太太张家瑜生了一场大病。医疗的处理不够妥当，导致她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处境，「甚至可能走向死亡」。马家辉回忆，在那个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刻，他最终戒掉了一个自己最喜欢吃的食物。

不是因为迷信，只是放弃自己最喜欢的食物，需要强大的意志力。放弃有时候比选择更难，「被你放弃的东西，会不断回来诱惑你」。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力逼出来。

在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的时刻，「放弃也是一种作为」。马家辉说，这能让他「心灵上能更集中来面对来处理太太的健康问题」。最终，在这种意志力的支撑下，他们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。

2014年至今的十多年里，每次生活中遇到挑战，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忙碌，还是具体的财务危机，他都让自己想想那件事——「那个我都熬过来了，现在就继续吧！」

马家辉在很多场合都谈过他对do something的理解，不是为了转移注意力，而是面对困境，做些事，「先把自己壮大起来」。

除了放弃些什么，在他的经验里，最小单位的do something还可以是do something else。眼前的困境没有答案，就做点其他的事，阅读、看电影，总之，让自己行动起来。

这是他年轻时候读胡适的启发。胡适曾在一次演讲中提醒大学生，写论文或者生活上有哪些烦恼，就去读一些不相干的书，不一定有所收获，但可以把心情挪开，也往往会有新的启发。

面对写作中卡住的阶段，不是每次都能一下想到对应的解决方案。真的很苦恼，问题在哪里都没想到的时候，马家辉就让自己做点其他的事情，运动，找朋友吃饭、聊天，喝杯小酒。让自己从困难烦恼中跳出来，清空脑袋之后，再回来面对那件事。

「想，都是问题，做，才有答案。」马家辉有深刻的体会，「做是一个过程，可能找到的不是答案，是答案的线索，但按照那个线索，就会有找到答案的可能性。」

不止局限在写作中，马家辉看到过很多人沉溺在自己的处境中，但「人不能只靠坐着想，就解锁成就，解锁能力」。「想」尽管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可以找到坐标，约等于找到了人生的指南针，但真正让生活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，关键还是行动。「行动后的反馈帮助你修正、调整做事的目标和方法，才比较有成就解锁的可能性」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他始终相信do something的力量。

更好，在行动中感受比期待多一点点快乐

在特仑苏的拍摄现场，马家辉认真而松弛，他喜欢开玩笑，也喜欢打趣现场的工作人员。到了耳顺之年，马家辉愈发感受到在各个微小的时刻，开心是重要的。

我们聊到「更好」。这是特仑苏一直以来致力探索的，「更好」背后那些丰富的含意。它可以指功成名就后的命运起伏，也可以描述一种日渐平和的心境。「更好」没有标准答案，面对人生命的广阔，「更好」总寓意着人最朴素的愿望。

在马家辉这里，更好是一种更具体的知觉，在行动之后，感受到「比自己原先的期待，还要多一点点的快乐，就是更好」。比如写第三本小说，动笔之后，发现每天都觉得写得比期待中更动人，是更好；财务、健康，在新的规划下，比原先期待的超越了一点点，是更好；反省能力多了一点点，发脾气从10分钟降到2分钟，也是一种更好。

他再次回忆起了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瞬间，是成为父亲。在得知太太怀孕的第二天，太太回家发现马家辉蹲在书房的地上哭。「我也忘记那个哭是快乐的狂喜的？还是恐惧的呢？还是都有的？」，但确信的是，那一刻，他明白自己生命的道路和生命价值从此不一样。

这之后的几年，他开始对春天有了强烈的记忆。那些画面都和女儿有关。在她三四岁之前，马家辉还在美国读博。他所在的城市六七个月的时间都是寒冷的冬天，所以一到春天，好像解放了一般，终于能带着女儿出门玩耍。到公园玩，去乐园摘草莓，到牧场骑马。他在新书《你不必着急成为一个大人》中描述和女儿相处的片段，原本打算在假期写一篇长文章，到头来却无心恋战，每天陪女儿6个小时也不够。

真正作为父亲去行动，去体验生活的变化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他经常感受到，比期待更多的惊喜。总是在一些转折和行动发生后，人才有机会看到生活更好的变化。

这几年，马家辉再次找到了这种感觉。是写小说带来的。今年再次动笔，他意识到自己有了更好的对文字的敏感度，和对生命的敏感度。这两个维度的变化让他感到，自己正不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

这两种维度的变化虽然更多是写作层面，像练功夫，「每打一拳就会自我调整这一拳的力度分寸」。但对小说里人情反应的敏感，也反馈到马家辉的生活中，去重新思考身边的人、朋友、同事，这种敏感让他更加妥善地应对世界。

「更好」没有模板，但有相似的路径。比期待更好的结果不是凭空、靠想就能产生的，很多时候，它是行动的馈赠。

这几年，马家辉越来越懂得，「人生说到底，生命无非体验」。在「想」和「做」之间，有个重要的东西叫过程。结果好不好，是后见之明，往回看才看得清楚。但身处过程里，去做，去行动，总有机会体验到一些更好的瞬间、更美妙的风景。

更好不再是遥远的概念、意义，而是一个个具体的，在行动后感知到的，比期待更好的时刻，这样的时刻最终汇集成一股力量，让人生「往前、往美好、往盼望的方向走」。